美国布朗大学人类学家凯特·梅森说：“中国从学生变成了老师。”她是《传染变革》一书的作者，该书讲述了2002年到2003年“非典”疫情如何改变了中国的公共卫生管理方式。她说，“非典”疫情发生后，西方专家来到中国，帮助中国建立了一个以国际研究为基础的卫生体系。这个体系延续至今，最明显的标志是位于北京的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而这一次反了过来，是中国专家到国外进行指导。

长期以来，中国抱着要在科学领域世界领先的目标。此次疫情前，中国在实现这个目标方面已取得很大进展。5年前，进入世界大学排名（前200）的中国高校数量排不到世界前10；今年，中国上升到第6位。中国在理工领域的出版物产出位居世界第二，仅次于欧盟，领先于美国。中国研究的影响力——以高引用率文章比例来衡量——在2000年至2016年期间翻了一番，增长速度高于美国（10%）和欧盟（30%）。

20年前，中国的重点转移到提高全球知名度上，在这个新阶段制定的举措中，有从国外招聘人才的方案，也有在国内鼓励科学家发表文章的机制。这些做法取得了成果，如上述排名所反映的那样，但也产生了负面的后果，发表论文的压力导致了学术欺诈现象的增加。同时，人才引进计划还被美国、加拿大等国批评是从事间谍活动和知识产权盗窃的手段。

这些紧张关系反映了其他国家对中国成为科学超级大国的深深矛盾心理。人们清楚地认识到，如果没有中国的研究，人们对新冠肺炎和新冠病毒的了解会少得多。另一方面，人们又担心与共产党领导的政府接触。国家利益和贸易战使本已复杂的局面更加扑朔迷离。

许多中国人对他们的政府处理此次疫情的方式感到自豪，特别是将其与所谓先进国家政府的反应进行比较时。清华大学和伦敦大学学院的经济学家关大博（音）说：“我的许多教授朋友都说，我们做得很好，我们树立了榜样——西方国家为什么不愿学？是傲慢吗？”中国知名生物医学科学家也对西方持续的敌意失望和恼火。“他们从我们看待中国的方式和我们自己做的事情中看到了双重标准”，德国马克斯·普朗克科学史研究所的政治学家阿勒尔斯说。（作者劳拉·斯平尼，乔恒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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