倡导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人，是基于对城市发展阶段的判断，认为城市需要精细化的管理模式，以实现从规模扩张向质量提升的转型。问题是，这个判断是否适合我国城市发展的阶段呢？我以为，除了极少数城市规模扩张受到各种限制的超大城市，全国绝大多数城市还远未到规模扩张结束的时候。须知，我们还在城市化快速发展的时期，这个阶段恐怕还要持续二三十年时间。这个时期必然以规模扩张为主，这里的规模扩张，既包括城市空间范围的扩展，也包括内部空间结构的大尺度重组。这个时期搞精细化管理，难度是很高的。而且，在这个阶段，治理资源的分配应该集中于大尺度目标，而不是过于偏重绘画绣花式的小微尺度的事务。现在一些城市在市容环境卫生上面近乎洁癖的精细标准，说实话，有点过了。

精细管理确有其必要性，不过，我以为其重点应该在“精”不在“细”：确实需要提高治理的精心、精准甚至精致程度，但并不是说要把琐事、细事和小事全部抓起来。提高治理精度，为的是克服科层组织内在的官僚主义弊病。常态下，科层组织有其惰性，基层对治理资源的分配，往往会集中于上级重视的地方：领导看得到的，经常检查的，力量分配就比较多，工作做得比较认真；相反，就会应付，不出事就好。这样当然有其合理性，毕竟治理力量和治理资源还没充裕到随心所欲的程度。问题是，这种治理资源的人为的不均衡分配，会造成某些问题在某些区域的积累，久而久之，小问题积累成大问题，直到爆发了问题，再来一次运动式治理。小区里的违建问题就是个典型的表现。常态下，包括城管在内的执法部门，对居民小的违章搭建采取的都是“不诉不理”、能拖就拖的办法，真的投诉太多，其执法手段也比较有限，而且执法部门很可能采取程序到位的免责策略，比如现场执法予以告诫，发放停工整改通知书，至于最终效果如何，却并不一定认真追究。这里面固然有执法成本高、取证难、执法力量不足等各种客观原因，可一旦问题积累到一定程度，或者上级有紧急的治理任务，相关部门还是能够行动起来进行治理。精细管理的要求，应该是改变这种过于粗放的模式，在选择性治理和运动式治理两种强度之间，形成一种新的常态化的治理强度。它虽然很难完全做到抓早抓小、将问题消灭在萌芽状态，但也不至于总是将小问题积累成大问题。

提高治理精度，却并不一定要把小微事务全部抓起来，尤其是，不能依靠正式治理体系将小微事务抓起来。精细化管理的“细”，适合采取两种方式去应对，一是半正式的治理体系，二是群众动员。群众动员，是将社会动员起来，让社会自己去应对自己最具活力的部分。半正式治理体系，则是介于群众动员和科层组织之间的组织体系，其组成结构包括正式治理力量和社会性力量，其治理方式既包括正式的执法，也包括非正式的治理措施，其最具优势的便是社会性的部分。越是微小的事务，越是社会自主性强的部分，只有社会力量本身才对这部分事务最具敏感性，其采取的方式也最具适应性。曾经的爱国卫生运动，靠的就是半正式的基层委员会工作人员，加上以群众积极分子为主的被动员起来的群众，这种方式创造了一个在资源极度匮乏的基础上，实现高精度目标的治理奇迹。

无论治理资源如何丰富，都需要这样一种治理结构和治理方式，来应对最细微的社会事务领域。在这个意义上，靠政府单方面区搞精细化管理，是不经济的，也是不现实的。

本文选自《治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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